灰度世界里的一抹红
多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习得一篇报告文学：《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There is No News from Auschwitz) 》，当时的我并未对文中描述的情景有何共鸣，却因此得知了奥斯维辛这个地名。今天，当我已经重复观看《辛德勒的名单 (Schindler’s List) 》数次以及亲自访问奥斯维辛之后，觉得是时候写一些文字怀念那段时光。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 在 1993 年选择导演一部黑白电影，不论是在当时的视角还是现今，都是一个反传统的抉择。身为犹太人的他在1983年前后被《辛德勒的方舟 (Schindler’s Ark) 》这个由辛德勒犹太人 (Schindlerjuden) 波德克·费佛伯格 (Poldek Pfefferberg) 奔走最后由澳洲小说家托⻢斯· 肯尼利 (Thomas Keneally) 出版的小说的故事吸引，但踌躇良久直到 1993 年才开拍。从第一次知晓辛德勒的故事到电影上映，斯皮尔伯格花了十年。
在纳粹德国利用闪电战入侵波兰仅仅数日前，希特勒 (Adolf Hitler) 为防止苏联在其进攻波兰之时受到夹攻，命令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前往苏联接受苏联提出的任何条件。就此，苏外长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 与里宾特洛甫签订了后来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 年 9 月 1 日凌晨，第三帝国的铁蹄踏上了波兰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拉开帷幕。由于军力悬殊，波兰军队很快就被纳粹德国陆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的进攻打到步步后退，尔后在华沙 (Warszawa, Warsaw) 以西的布楚拉河 (Bzura) 一线集结组织唯一一次主要攻势，然而很快就被德军反击，取得决定性胜利。根据之前的秘密条约，苏联军队于 9 月 17 日由东线开进波兰，开辟第二战场。波兰的剩余军队被命令撤离至中立的邻国罗马尼亚，很快苏德两国军队就在华沙会师。尽管没有正式的投降仪式，但是国家层面的的战斗已经结束，之后在波兰组织零星反抗的只有波兰救国军 (Armia Krajowa)。
在德国控制的波兰，所有犹太人被命令将家庭成员登记注册，并迁往主要城市的犹太人聚集区，其中一个就位于小波兰省 (Województwo Małopolskie) 的克拉科夫市 (Kraków)，奥斯卡·辛德勒 (Oskar Schindler) 的故事就在这儿发生。电影中的他背井离乡，借着自己的纳粹党党员身份想在克拉科夫发点战争财。口袋里装满兹罗提 (złoty) 纸币的他借着打赏出入纳粹高官的演奏着《一步之差 (Por Una Cabeza) 》的餐厅的侍者迅速与克拉科夫的党卫队高层建立了关系。但仅有关系网络还不够，辛德勒与犹太会计伊扎克·斯特恩 (Itzhak Stern) 搭上线之后建议其透过其犹太关系网为辛德勒收购位于立波瓦大街 (ul. Lipowa) 的搪瓷工厂笼络资金。名义上由辛德勒拥有，借由其在政治上的良好关系保证工厂顺利经营，而实际上则由犹太人运营。作为交换，出资者每月都会收到生产出来的实物用以交换，毕竟在维斯瓦 (Wisła) 河边的犹太人聚集区里，货币没有任何用途。
与辛德勒类似，斯特恩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千方百计地让犹太人聚集区里面的犹太人获得工作许可，得到前往立波瓦大街 4 号的德意志搪瓷工厂 (Deutsche Emailwarenfabrik, DEF) 的工作机会。在德国商人的庇佑下，这些犹太人生产着各类搪瓷制品，证明自身价值以防不测。但是为了保证工厂的运营不会遭到党卫队的骚扰，辛德勒招揽了许多女秘书，通过犹太人在黑市上购买了许多奢侈品，用这些款待各路想从他这儿抽走油水的人。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军官不买辛德勒的帐，生产也数次中断，工人也不时命丧党卫队士兵的枪下。
影片中，对刚刚就任克拉科夫-普拉绍夫 (Kraków-Płaszów) 集中营指挥官的党卫队少尉阿蒙·格特 (SS-Untersturmführer Amon Göth) 的描写我认为是本片众多出彩的镜头中的一个。格特身着黑色大衣，因患感冒手上拿着一张雪白的手帕与帽徽上的骷髅头却有些格格不入，但有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然而这副模样与数分钟之后的恶行背道而驰。在处决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与党卫队一下士 (SS-Unterscharführer) 起争执的女犹太工程师时，镜头慢慢往前推，在下士拎着她走向镜头也就是带离现场之时，她惊恐的表情充满了整个画面，眼睛无神地望向远方，紧张地大口呼气；此时的格特却要求就当着他的面处决，与先前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
集中营的建立以及“普拉绍夫屠夫” (Butcher of Płaszów) 格特的就职意味着犹太人聚集区即将不复存在。聚集区的清理于 1943 年 3 月 13 日开始，所有人都会被运往新盖好的位于克拉科夫郊区普拉绍夫的集中营。即便是躲过第一轮搜查的人很多也无法躲过后来党卫队多次的夜间搜索行动。在远处山上与女伴骑马的辛德勒看见了在人群中身着红衣的小女孩，此时镜头在小女孩和辛德勒之间来回切换。她就这样在街上走着，似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背后有人被枪决，她没有回头看也没有跑开，这一切似乎又与她无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仿佛她身上的红色正在逐渐变灰。在运送犹太人的卡车后，她悄悄进入了一栋楼，躲在了地板下，身上已经没有了红色。斯皮尔伯格在 2012 年的一本书里解释了这个小女孩的寓意：“如同这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走在街上一样明显的德国对欧洲的犹太人的灭绝，却没有什么人去阻止这一切；没有人去轰炸德国的铁路线，没有人来减缓这一切。我当时就表示想让这个小女孩上色。” 在他通过此表达对当时美国政府高层对纳粹疯狂行径的熟视无睹的不满时，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小女孩象征着希望、天真、辛德勒的良知或者大屠杀受难者的鲜血。
然而格特的嗜好除了杀戮之外和其他的纳粹军官并无二致，辛德勒花费更多的钱给格特送去各类高档烟酒、食物和女人。尽管集中营里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肆意杀戮，但是之前在搪瓷工厂工作的人仍然可以离开集中营前往工厂工作，犹太人给了他 Herr Direktor（厂长先生）的头衔。犹太人中逐渐传开了他们可以在辛德勒的工厂里得到庇护，辛德勒也对斯特恩所做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战争却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为了在撤退前隐藏杀戮的证据，之前被处决的犹太人被重新从土里挖了出来，在集中营外的一座小山丘上焚尸灭迹。党卫队下士阿尔伯特·胡亚尔 (SS-Untersturmführer Albert Hujar) 之前指挥了这一处决行动，今天那座山丘就以他的名字的谐音命名：Hujowa Górka, 意思是“人渣山丘”。当时在场的辛德勒看到了熟悉的红衣小女孩被挖出来，惊讶地张大了嘴。同时，也有一批批人被运往离克拉科夫更远的奥斯维辛灭绝营。经历了这种种，为了保全自己工人的性命的辛德勒，拿出了越来越多的财物贿赂所有可能阻挡他的军官，命斯特恩修订一名册将工人和工厂转往更西的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老家布伦利兹 (Brněnec, Brünnlitz)，这上面的人就被称为辛德勒犹太人。
这部电影当时就在克拉科夫实地拍摄，剧组在普拉绍夫按照当年的普拉绍夫集中营的原貌在数百米外的立班 (Liban) 采石场复制了一个。时至今日，仍然可以在那里找到拍摄用到的犹太人墓碑做成的步道以及部分围墙。但是与历史不符的是，格特的别墅并不是如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在高处，其真实的地址是 ul. Heltmana 22, Podgórze, Kraków. 这条街在战时也因为许多党卫队的机构都驻于此而被人称为党卫队街 (SS Straße)。也许普通电影天然区别于纪录片，对真实事件的改编服务于带动观众的感情，却让希望忠实于历史的我感到了些许遗憾。这一点就能从影片中的格特在阳台肆意杀戮的描写看出，因为就其原址而言，地形的客观因素就让这一点不太可能真实发生；同样带着艺术化处理的还有格特以及几个下级军官处决制作合页的犹太拉比时几枝枪同时卡壳，拉比得以幸存。单论概率这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认为导演在这儿的描写是为了表达因为神的庇佑而衬托宗教的伟大。
奥斯维辛二号营，本以为已经逃离普拉绍夫屠夫魔爪的辛德勒犹太人中的妇孺却因为失误被送至此。然而得幸于辛德勒的及时赶到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二号营又被称为灭绝营，由于原本规模较小的位于奥斯维辛 (Oświęcim, Auschwitz) 的一号营无法承受涌入的犯人，一年多后的 1942 年 10 月，在距一号营不远的布热金卡，德语曰比克瑙 (Brzezinka, Birknau) 兴建了占地 175 公顷的二号营。因为有铁路，战争后期的犯人筛选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身体不合标准的犯人会被直接投入毒气室。今天仍然能看到当年在毒气室中遇难的人们，在墙壁上留下的绝望的抓痕。三号营位于更远的莫诺维茨 (Monowice, Monowitz)，因临近法本化学公司 (IG Farben) 的工厂，在此的犯人多在工厂做苦力。
经历了战争的波兰，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当时种族灭绝的影响。二战前夕在波兰生活的犹太人共有三百万之多，而今日仅仅约有一万名犹太人生活在波兰。不仅仅是因为纳粹的屠杀，还有后来多年的反犹主义风潮——这一点在末尾苏联军官的回答中也能得到印证，让许多人选择定居以色列。
影片在部分片段甚至为了突出戏剧化的变化，还加入了一些黑色幽默的对比成分。被迫搬入犹太人聚集区的一家在看到室徒四壁的“新家”后，感叹情况不可能更坏了， 然而立刻就有数个陌生人一同进来共享这个“新家”，同时辛德勒搬进了他的旧家，感叹情况不可能更好了；辛德勒在派对中亲吻女人，格特在地下室殴打女佣、集中营的犹太人在庆祝婚礼。
我在这部影片里看到了人性，善恶美丑均在其中。对不相信文档也会出错的德国人的描写除了在本片出现，在 1997 年的《美丽人生 (Life is Beautiful) 》也有；不同的是在军官表示无能为力之后辛德勒说明二人下周就会被送上俄罗斯南部的战场后，军官们惊诧的表情。即使是对制度极度自信的德国人，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时候也无法顾及这许多。同样是这群德国人，在元首重建罗马帝国辉煌的愿景之下，在忠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誓言之下，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有道是，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
奥斯卡·辛德勒从一个意图发战争财的机会主义者到花重金买人头的义人经历的蜕变过程与红衣服的小女孩这个意象是密不可分的。小女孩出现的两次——一生、一死，都是和辛德勒的表情做对比的。在看到小女孩被挖出后辛德勒的行为和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先前因为斯特恩多次雇佣健康不佳、没有经验的工人而对其不满，但是仍然不忍心将这些工人赶走。内心深处的矛盾就在于虽然理解斯特恩的做法，但是又非常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因此变得凶险，此外也并不在乎其他犹太人的安危。之后就着手制定名单，让更多人得到自己的庇护并且远离即将被战火波及的克拉科夫。即使把工厂搬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布伦利兹并且改造成了兵工厂，在战争结束之前的岁月里也没有生产出一颗合格的炮弹。因此为了保证他的工人不被送入集中营，他花去了上百万帝国马克，战争结束前他几乎破产。在现实生活中，战后他也一直受到当时被他拯救的那些人的援助。但辛德勒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除了他救助了许多犹太人之外，他的风流成性与喜好烟酒并未受到正面的影响，战后的他经历了破产，于 1957 年离开自己的妻子从阿根廷回到德国，至其 1974 年去世二人再未见面，后来其妻子于本片制作时首次到访其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墓地。
伊扎克·斯特恩作为一个被迫害的犹太人，在德国人的手下工作多多少少会为着自己受难的同胞打着自己的算盘。在辛德勒首次找到他的时候，斯特恩对他是没有任何信任感而言的，无非又是一个剥削犹太人这个免费劳力的德国人而已。这也就是一开始他尽力伪造文档让很多实际上并没有经验的数学家、音乐家前往搪瓷厂工作的原因，能离开聚集区、能工作，就能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就不会被纳粹抓走。他在本片中一直都是一个没有很多表情的而且非常沉稳的角色，搪瓷工厂在他的管理下成为犹太人的庇护所，也因为他对辛德勒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辛德勒最后选择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护自己的工人。
阿蒙·格特这个人内心深处的矛盾造就了他扭曲的人格。他笃信希特勒的种族优越理论，所以他在处决了犹太女工程师后吩咐下级军官按照她说的去做；所以他被自己的女佣吸引之后却又说服自己她是勾引自己的犹太婊子，而在战争结局浮现、党卫队即将撤离的时候，格特却又和辛德勒表明自己想把她带回奥地利老家的想法，这足以表明他心中无尽的矛盾和无法摆脱的羁绊，这是一种信仰和现实的矛盾，他对元首的忠诚在绞刑时行纳粹礼的行为充分体现。在辛德勒意识到他不是其他那种仅仅嗜好金钱和女人的党卫队军官后，他曾经建议格特减少无谓的杀戮，虽然事后有一点点改观，但是格特依然是那个内心矛盾的嗜血动物、斯文败类。
在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蜡烛，它们的烛光是彩色的。我认为导演借蜡烛这个意象通过它的燃尽和重新点亮表达希望的消逝与复苏；蜡烛将熄还代表黑暗时代即将到来，反之代表光明的来临。此外，影片还借一些零零散散的小线索拼凑了一些小人物的形象，教堂里黑市交易的对话、净空聚集区时东躲西藏发生的纠纷、形象如同汉奸的犹太人警察⻢赛尔·戈德伯格 (Marcel Goldberg)、辛德勒亲吻犹太女孩时围观群众的一脸嫌恶、在火车站检查行李中贵重物品的犹太人看到被拔下来的金牙时的错愕，这些鲜活的、非脸谱化的形象增强了在这个情节设定下的真实性而且丰富了情感。诚然，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艺术创作作品，但就单纯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是为一部佳作。
今天，克拉科夫的辛德勒的工厂旧址已经变成了克拉科夫市历史博物馆。里面不仅陈列着电影中出现过的斯特恩伪造文件用的印刷机、当时生产的搪瓷盆子、甚至辛德勒的名单原稿。此外，战时克拉科夫的部分史料以及文物，比如波兰军队和德军的制服、佩剑、武器、坦克，被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的指示牌，甚至犹太人聚集区的部分围墙。在普拉绍夫的森林里，至今都能找到当时集中营的铁丝网柱——那种水泥堆砌的顶部弯曲的柱子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许多国家的野外至今都可以见到；相对保护比较完整的就是知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即使如此，也仅仅是一号营与二号营，三号营在战争结束前盟军的轰炸后损毁，如今几乎找不到当年留下的痕迹。吊诡的是，现今那块土地上仍然是化学工厂。但是二号营的毒气室入口被炸毁，留在地面上的只有那废墟和幸存者不愿回忆的过去。
The most terrible thing of all, somehow, was that at Brzezinka the sun was bright and warm, the rows of graceful poplars were lovely to look upon, and on the grass near the gates children played.
It all seemed frighteningly wrong, as in a nightmare, that at Brzezinka the sun should ever shine or that there should be light and greenness and the sound of young laughter. It would be fitting if at Brzezinka the sun never shone and the grass withered, because this is a place of unutterable terror.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
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金卡，本来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布热金卡应当是个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
即使是数十年后，我到访奥斯维辛的时候也的确如这新闻报道中所说，没有阴霾，取而代之的是暖洋洋的太阳伴着微风，二号营木板房遗迹附近长满了绿草，有几朵小野花绽放。在离开二号营前往停车场的路上，几位身披以色列国旗的少年带着微笑走向二号营，这一切真真是颠倒了。
狄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说过这样一句话：
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在净空犹太人聚集区的那晚，一名党卫队军官就在枪声中弹奏巴赫的英国组曲二号a小调 (BMV 807)，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看似文明的人，做出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在文明的对立面？文明并没有阻止奥斯维辛惨剧的发生，甚至还可能是其帮凶。阿多诺的这句话，意思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时站在了文明与野蛮的对立面，因为二者有时的目的是趋同的；这也许同样能给今天——战争结束七十多年后——的我们有一点启示。
疲惫的我走出了载有着那传奇故事的搪瓷工厂，在等车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旁边的一副牌匾，刻着出自塔木德经的一句话，也是当时斯特恩临走前赠与辛德勒的戒指上所雕刻的：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Kto ratuje jedno życie, jakby świat cały ratował. Wer einen Menschen rettet, rettet die Ganze Welt.
汉语里也有和这个意思契合的一句话，我们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